2025年8月23-24日，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上海工作坊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城市史研究》编辑部、《史林》编辑部共同承办。来自四川大学、江汉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医科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的近20名学者以“中国城市史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主题，展开热烈研讨。依据学者报告的主题和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关于城市史研究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共有8篇报告。其中7篇是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
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所何一民教授以《中国城市史研究四十年：历程、成就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题做主旨发言。何一民教授在发言中首先阐述了中国城市研究的意义，提出中国城市史研究不仅是对文明基因的追溯，更是对当代问题的回应，如何在“千城一面”中守护历史文脉？如何在“快速扩张”中实现生态平衡？如何让城市更宜居、更韧性、更智慧？如何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样本为人类文明提供新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深植于中国城市的历史实践中。何一民教授认为中国城市史研究虽成果丰硕，但仍面临“理论西化”与“话语权失语”的双重困境，而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因此构建中国城市史自主知识体系，本质是一场“理论突围”：既要跳出“以中释西”的比附陷阱，也要避免“以史证今”的工具化倾向，最终建立基于中国历史实践的“元理论”框架。何一民教授在发言中进一步提出，构建中国城市史自主知识体系，需把握三个核心维度：（一）立足本土实践，提炼原创概念；（二）激活传统智慧，推动古今对话；（三）秉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互鉴。何一民教授还指出，构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界同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方法创新”为工具、以“人才培养”为根基，协同推进。在发言的最后，何一民教授指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是学术自觉，更是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它要求我们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穿透历史迷雾；以“为天地立心”的情怀，回应时代之问。让我们以此次研讨会为起点，共同书写中国城市史的“理论叙事”，让中国城市的历史智慧，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国贡献”。
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原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以《城市精神城市品格的提炼与阐释》为题，阐述了对中国城市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的看法。他的发言从汤因比关于城市的定义谈起。汤因比认为城市是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载体和枢纽，据此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城市分为五种类型。熊月之研究员认为这对我们理解什么是城市史、如何建构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城市史的本体。城市史的本体就是人类应对历史时光老人留在城市上的各种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城市史。这些记忆就是城市史研究最为基础的史料，大体可以将其分成两类，一类属于自然留下来的，比如火山、地震等；另一类是人类的活动留存下来的。后者留存到今天的较少，但是近代以来留存下来的，十分丰富。仅以近代以来的上海城市史而论，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包括各语种。由此来看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的建构问题，第一步应该是尽最大可能的对各种城市史史料的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这是我们进行中国城市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何一民教授及其团队在中国城市史研究（包括刚刚完成的新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目前的城市史研究理论受西方影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讲自主知识体系是有必要的，但是也应不过度。原因在于我们在建构中国城市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需要关注全球的城市，需要从全人类的角度思考城市，思考中国城市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
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以《构建城市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为题，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现状与未来的四点思考：一是回顾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国城市史学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形成城市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并且在探索中国城市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一定成果；二是如何继承与创新。中国城市史研究自1986年开始启动，至今已近40年。城市史研究学科从无到有，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包括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等。那么如何继承前辈的优良的传统，同时又要加强创新？我认为，新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值得好好回顾。比如上海城市的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当下城市发展与近代的关联，近年又提出了人民城市的理念；三是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应置于全球的背景下，既有共性，同时又如何体现我们的个性？如何加强与国际学界的对话而不夜郎自大？四是重视海外传播。何一民教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城市通史》即将启动海外版出版计划，这非常好。现在这40年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已远超过我们的前辈，但我们在海外的话语权方面，我认为做得不够，应该重视和加强。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云兰以《关于中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思考》为题，阐发了她对中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她认为受中国环境史研究和国外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共同影响，近年成为城市史研究新的增长点，在城市灾害、城市卫生防疫、生态城市建设、垃圾与污染治理、烟气污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但是目前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理论方面的探讨不够；第二，研究不够系统，缺少大部头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成果；第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近现代的研究则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和环境问题的某些侧面。未来中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趋向上应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野与方法上，首先应有区域的观念，把城市放在整个区域环境中加以考察，如关注区域地理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环境变迁的关系等；其次，要有多学科的视野和跨学科的理念，研究者除了历史学以外，还应学习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三，应将新的研究方法应用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如GIS（地理信息系统）、AI等。二是研究内容上，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城市外部环境的研究、城市化与城市环境的演变、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灾害与城市环境、城市环境与疾疫的关系、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城市环境。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毛曦以《论城市史学理论的中国性》为题，发表了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建构的观点。他认为从城市史学理论来说，中国学界可以有所建构，世界的城市史学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性。一是发掘中国城市史的特殊性，为世界城市史理论的一般性做出贡献。城市史理论的形成需要有中国城市史样本的参与，探究和发掘中国城市史的特殊性，解读这些特性形成的原因，通过与已有域外城市史理论的比较，从不同中抽离出更为一般的相同属性，可以重构出更为完善的城市史理论；二是建构中国城市史学学科理论，推动全球城市史学学科建设。中国的城市史学学科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西方城市史学学科的译介，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国内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者在接受城市史学理念的同时，对于城市史学学科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并促成了城市史学学科的建立。但时至今日，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城市史学不应是原有各学科包括史学分支领域的相关城市史研究的简单拼盘，城市史学应聚焦城市史学本质问题的思考；三是发挥中国城市史研究已有优势，形成新的专门领域和整体学科特色。中国城市史研究在继续保持已有学科优势，深耕已有学术领域的同时，应在城市史学的视阈下，加强中国城市史的整体与宏观研究，强化城市史学的理论研究，此外应重视和加强城市史学的学科基础建设，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领域并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整合形成中国城市史学学科的整体特色。
苏州科技大学张笑川教授在题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关键性议题》的发言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对于一些关键性、核心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一方面掲示了西方城市史理论的局限性，一方面提示了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史理论的线索。这些议题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八个：1.城市起源：经济发展还是政治驱动？长期以来学界一直从经济的起飞和市场的出现追溯中国城市的起源，但近来的研究逐渐指明中国城市更多地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而出现；2.聚落形态：城居还是散居？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提出上古至秦汉的聚落为极端集中型聚落的假说，近来的研究则表明中国的城市一直与乡村并存并协同演化；3.唐宋城市变革：革命还是连续？市场限制的取消、坊墙的消失等论点长期支撑着“唐宋城市革命”的叙事，但近来的研究指出唐代店铺限定于“市”内的制度可能并不存在、唐代州县城市的坊可能并没有墙，这些论点都指向了唐宋城市存在着更多连续性；4.城市功能：经济中心地还是行政据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中国城市是统治的堡垒”的论述一直笼罩着人们对于中国城市性质与功能的认识，但近来的研究在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学说启发下，日益揭示出中国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地的性质及其与市场体系发展的联系；5.城市管理：城乡统一还是城乡区别？曾有学者指出10-14世纪中国出现了单独管理的建制城市，但近来的研究则指出城乡统一管理的模式一直延续到帝制末期；6.城市形态：精心规划还是有机生长？传统观点普遍强调城市的“规划性”和礼制色彩，但近期的研究则指出城市的“有机生长”可能更为普遍；7.城市文化：城乡连续还是都市主义？美国学者牟复礼提出了“城乡连续统一体论”，强调中国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近来的很多研究凸显了城乡的文化差异，但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强调了城乡文化的统一；8.城市发展动力：国家重视还是地方自治？自马克斯·韦伯一来，人们一直从“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和“自治”的能力来寻找中国城市发展的标志，但近来的一些研究则强调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城市发展更多取决于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四川大学范瑛教授做了题为《劳动、日常与情感：中国城市史研究进路之思考》的报告。她认为自20世纪初以来，城市史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城市史研究的奠基阶段、20世纪中叶起注重对城市性质的探讨阶段和20世纪末以来的在看得见的城市中寻找“看不见”的城市阶段。在第三个阶段，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注重解读城市建筑群、挖掘城市景观的内在意义，城市的语境成为研究目标。中国城市史研究深受上述世界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未来中国的城市史应该如何书写？范瑛教授认为应该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书写“看得见的人”。结合个人关于新中国工业与城市史的研究，她认为劳动、日常和情感或许是一条值得摸索的新路径。劳动包含着单位、组织、群体、个人等不同面相，是关联国家宏观叙事与个人微观书写的很好的桥梁。这个话题又与日常生活研究密切相关，日常生活包括工作劳动、家庭和私人生三个因素活，它具有高度的基础性、重复性和自在自发性。当前的城市日常生活研究虽然有很好作品，但仍却有一些问题。如人虽然在历史著述中“随处可见”，其实却往往被“视而不见”。要介入人的研究，情感史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它与生活经验、历史记忆密切相连，让宏大的国家叙事充满细节和温度，立足“日常生活”冰山下或急或缓却斑斓多彩的情感波动，窥探个体生命的心迹转变与思想世界，将这些微观的个体人物与宏观的时代风貌加以联系，由个案考察发展至群像书写，或许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探索。
此外，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长云以《西方城市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基于Python词频分析的讨论》为题，介绍了近期他与学生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以欧美城市史城市两大权威期刊《城市史》（Urban History）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为主要分析对象，辅以学术界其他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分析。主要利用Python技术进行词频分析，并结合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发现西方城市研究的空间转向始于20世纪90年代，此后城市史研究在概念和理论上均有所突破。研究揭示，空间的内涵从单一的物理实体范畴，拓展为融合物理性与非物理性（包括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象征意象等多重形而上维度）的综合性概念。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空间从研究对象转变为研究手段；在历史书写中，空间从单纯反映人类活动结果的静态实体，转变为与人类社会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的动态因素；在数字人文的浪潮下，空间转向将数字信息技术作为研究工具引入城市史研究，使得分析零碎、庞杂的史料成为可能。空间转向开辟了西方城市史研究的新阶段，使空间研究逐渐占据半壁江山；也挽救了城市史作为史学分支的地位，使其既能够保持历史学的特质，又呈现其自身的特色。而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城市史乃至历史学未来研究的数字化指引新的方向。
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专题性研究。共有6篇报告。
中国史学会城市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吴松弟介绍了自己关于南宋时期杭州人口变迁问题的专题研究。吴松弟教授的这项研究主要包括南宋后期杭州的人口数量以及人口结构，认为南宋时期杭州已经是一座超级移民城市。吴松弟的报告还探讨了北方移民对杭州城市文化的影响问题。他认为，以赵宋皇室为中心的上层移民的涌入，导致杭州政治地位的飙升，也使杭州的城市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受到了北方移民的影响。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廖大伟做了题为《雄伟蓝图如何绘就:孙中山<实业计划>的上海印迹》的报告。他认为《实业计划》是孙中山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思想性和明显的超前性和学术性。该书英文首版于1920年，中文版略后，但就酝酿、写作、出版、早期传播和各方反应，则时长十年之久。这十年时间，这整个过程，均程度不同地同上海这座城市有关，可以说，没有上海的特殊环境与条件，没有发达的交通和中西文化的碰撞繁荣，没有相对的和平与众多有辐射力的媒体，很难想像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这部宏伟的超前的《实业计划》。构思成书，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作者，但要把它写成一本书，写成一部比较满意的著作，除了作者的日常思考与知识素养的积累，还必须有相对安宁的环境和有利于探索创作的条件。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这座城市催产了《实业计划》，并帮助它扩大了的影响，而《实业计划》也对上海给予了恰当的评价，指出了上海未来发展的前景，比如开发浦东、建设东方大港、整合黄浦江等等。这本书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关系。
江汉大学教授方秋梅的报告《沦陷区日本文化侵略的书写问题探索——以武汉为例》则是针对学界已有相关研究的不足，即对沦陷区伪人民团体这类组织了解不全，对其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缺乏关注，对重要报纸资料缺少发掘，无法更广泛而深入地了解沦陷区日本文化侵略下渗等情况，对武汉沦陷时期日本文化侵略问题所作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方秋梅教授的报告基于《大楚报》等报刊资料，以日伪武汉青年协会为中心，指出《大楚报》副刊数量众多，该伪文化组织以副刊的形式，在日本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传播方面与日伪机关报形成捆绑关系，武汉文艺协会、武汉作家协会是其外围组织，认为沦陷区日本文化侵略具有组织的系统性、伪人民文化团体在殖民文化宣传上与伪政府机关报的深度捆绑等特点，因此在沦陷区日本文化侵略的书写方面，除了应该关注中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争全程，注意文化战、军事战、外交战的联动，以及汉奸文化组织助推文化殖民与前三者的关系之外，还应尽改变资料运用方面的重期刊、轻报低取向；既要揭示沦陷区日本文化侵略的特点，又要避免书写的模式化；注重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紧密结合；宏观鸟瞰式研究与微观下沉式研究相结合，深挖日本侵略者对文化侵略体系的建构；注意伪人民团体在文化殖民话语建构方面的受授双重性。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马树华以《记忆、科普、生态：山东半岛城市群海洋类博物馆现状调查与分析》为题，探讨了如何运用海洋叙事与空间表达，串联起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海洋文明传承以及海洋意识传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文化空间，进而推动海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山东半岛城市群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包括：一是呈现海洋记忆与国家叙事的历史文化类博物馆，这类博物馆通常包括三种叙事方式：立足于区域渔业社会的地方性海洋文化叙事，基于海防建设与海疆管理的国家民族叙事，基于海上交通枢纽展开交流活动的国际交往叙事；二是以科普教育为叙事方式的海洋科技类博物馆，这类博物馆通过将渔民日常经验、科研机构研究成果、企业实践知识、政府推动、公众参与等各种要素相结合，促成了地方经验与科学知识平等对话，成为知识中转的公共领域，生动呈现了中国现代海洋科技成就以及对实践中的人海关系的思考；三是以生态叙事为主的海洋自然类博物馆，这类博物馆主要包括展示活体海洋生物的海洋馆、展示海洋生物标本的生物标本馆、展示海洋自然与人文互动关系的海洋生态文明馆，旨在提供参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场域，引导公众树立自觉意识，激发公众认识海洋、保护海洋进而重塑海洋环境的社会责任。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李沛霖以《近代公共交通与上海城市嬗变》为题，考察晚清至抗战爆发前人口增长和城市空间的拓展与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关系。全面抗战前“上海为我国工商巨埠，金融中心，平时一应措施，影响固及于全国”。在其城市历史演进中，公共交通接续发展并日益隆盛，其中呈现的权利纠葛对于近代上海交通发展与城市社会嬗变产生重要作用及深远影响。具体而言，1937年全面抗战前，上海城市公共交通接续发展并日益隆盛。在这其中，华界管理当局与商办公交企业的权利纠纷、公共交通演进中的民众权利诉求及该业发展下凸现的国家权利保护等多维向度，使得城市公共交通权利纠葛循环演变，由此形成互相推荡的历史归向，进而对近代上海交通发展与城市社会嬗变产生重要作用及深远影响。事实上，伴随近代上海公共交通坚实而持久的进展，华界当局、公交企业、华人社会和民众持续关注切身权利和国家权益，展开各级层面、各种方式的不懈维权、不断抗争，维护权利的表态、案例和行动与上海社会交融接轨的同时，持力推进城市权利文化意识、思维和行为的形塑与进步。而以“长视角”眼光观之，这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向当代转型影响新颖且意义深远。既如此，通过研讨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权利纠葛的发展脉络和协同理路，不仅能为当代中国公共交通与城市现代化的交互联系总结历史经验，而且可衍生切合时代需求的现实参考并服务于新时代中国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婧做了《上海学学科体系营造初步尝试》的报告。罗婧的报告首先回顾了“上海学”与上海史研究的关系，并将上海学研究分为传统维度下的上海学研究、“数字人文”时代的上海学研究以及“人民城市”理念下的上海学研究三个时段，并且以上海永嘉路387、389号的变迁为个案，探讨学界在“人民城市”理念下，研究内容开始更多地关照当下的社会的问题，其研究方法也呈现出跨学科以及借鉴新技术的特点。除了前述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的探讨和专题性研究之外，《城市史研究》主编任吉东、《史林》编辑部主任徐涛分别结合这两份杂志的中国城市史领域论文的登载情况，评述自1986年中国城市史研究开启以来城市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目前城市史研究发展的现状，探讨杂志如何在推动城市史研究方面发挥作用。除了学术研讨外，本次会议还安排了参会学者参观徐汇滨江等处，畅言城市发展最新议题。
供稿/供图：王敏（上海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周子儒
审核：王敏 李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