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2023年10月27-29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委会、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麻风病隔离防疫史料整理与研究（1368-1978）》课题组联合主办的“人类社会与传染病”——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南京医科大学等众多全国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史学月刊》《中医药历史与文化》等知名刊物的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年会。
年会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周东华主持，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医疗社会史专委会主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致欢迎词。本次年会设有5场主旨报告，4个分会场，24个小组讨论，共计116份论文，采取“报告、评议、回应”的形式进行。
在主旨报告环节中，余新忠以《生命史学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实践路径刍议》为题，以生命史学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为例，探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和实践路径。余新忠认为，现实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精华的现代历史学学科的创建以及中国丰厚的史学传统，都为当代中国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生命史学这一具有范式性的概念以及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拥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主动感知时代脉搏和需求，破除学科壁垒，立足中国实际，从创立原创性的概念体系入手，开展理论和方法创新，以恒心和耐心，持续发力，就完全有可能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理论、方法与史料》为题，指出中国学者不仅要建立“破”的意识，也要有“立”的知识储备。应打破中国中心论或是中医向东南亚单向输出的传统思维模式，逐步接受“周围边看中国”的研究视野，将学者从地理边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探讨中国医学知识体系在不同地域所体现的多样性。应重视地方性医学文化和史料，以及被刻意忽视或放弃的民间医学抄本，并从知识史和概念史角度对经典文献重新阐释。借鉴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的方法和问题意识，建立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话的机制，以期达到学术互鉴的目的。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平以《灾害史与医疗史》为题，指出灾害史与医疗史研究有所交叉融合。医疗史中的医学知识和救治实践是灾害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灾害史中的各类灾情和救济又是医疗史研究的关键背景。进一步探索灾害史与医疗史的交叉研究路径，需要学界拓宽研究领域，打破学术畛域，关注长时段研究和对比研究，充分发掘与利用民间文献，搭建这一交叉方向研究的理论体系，探索新的研究目标和方法，以期更为深入地解读灾害应对与医疗创新如何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东华以《跨国史视域下西方人对晚清“麻风中国佬”污名建构》为题，指出了19世纪中后期“麻风中国佬”或“中国病”这一污名化概念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人的话语霸权中不断被建构、固化的过程：1840年后，大量中国苦力下南洋、到西洋，“白种文化”将在本土已灭绝却在“白种”殖民地出现的麻风病视为与“文明”和“种族”有关。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南的医疗传教士、海关医官等就麻风病分布、致病原因和阻断方式，初步建构出“不洁净的华南”这一污名源。继而康德黎对包括香港在内的华南地区、东南亚等地的麻风病调研后建构的“中国苦力等于麻风病”概念。随着移民到澳洲和美国的中国人被污名为“中国病”患者，最终成为美国、澳洲等地排华风潮的根源之一。麻风中国佬”这一污名概念也就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末帝国主义凌侮中国，企图用“文明”改造中国的一个实例。
在各分会场中，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叶宗宝的报告题目是《近代绅商王锡彤疾病叙事与卫生健康观念》。王锡彤日记中的疾病叙事反映出中国近代疫病流行、时人的疾病认知和卫生健康观念的一些变化。就罹患疫病看，天花并未祸及王锡彤家人，痢疾在民国以后也不像晚清吞噬家人生命，表明家境改善、时代进步对家人健康产生影响。从对疫病的反应看，虽然重“治”轻“防”，但仍不乏因家人主观臆断贻误救治而丧命者，这说明公共卫生或疾病预防观念进入家庭存在一定困难。从卫生和医疗观念看，一般多将疾病健康问题归因于家贫、体弱、苦读、家庭变故、时局变化等外在因素，并对其左右生命航向显示出无助和无奈。在医疗方式上，尽管仍沿袭传统复向求医思维，但求医范围已扩至西医，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外科手术乃至医院这一有别于传统居家看病的新式医疗空间。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小丁的报告题目是《北宋官药局流变新探》。王小丁认为，北宋官药局前后经历了两次隶属关系的转变，第一次为了减少推行市易法的阻力，从市易务转隶太医局；第二次为了满足扩建和营利的需要，从太医局转隶太府寺。官药局因获利颇丰，在神宗与哲宗两朝稳步发展。在徽宗朝，官药局发展迅速，形成了收购生药、制药、售卖熟药为一体的产业结构；都城官药局规模扩大，并向全国扩展；为凸显惠民宗旨，官药局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局”；组织编修《和剂局方》，影响深远。北宋官药局的创立发展与市易法的实施息息相关，其营利与惠民的双重特征是王安石变法精神的集中体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马捷的报告题目是《基于古代防疫类“中医药文告”研究对疫病中医药防控的思考》。马捷认为，在古代疫病中医防控过程中，“中医药文告”在各地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疫病防控中具有“防控宣导”“症状辨识”“随症化裁”“分期论治”的应用意义。具有规范性、广泛性、通俗性、实用性等特点。通过对防疫类“中医药文告”的解析，可以认识到中国疫病防控中所形成的传统中医防疫形式—宣导与防治模式，以及以“国家—地区—医疗机构—其他机构—个人”为核心的中医防控网络，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并应充分发挥中医防疫在现代防疫工作中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冯玉荣的报告题目是《“发明古学，输入新知”：<新医宗必读》与中医知识建构的转向》。冯玉荣认为关于《医宗必读》的整理与研究不仅仅指该医书本身，更代表着中医知识的谱系分类与正典化、大众化的走向。晚清以来西医东渐，挟科学化的浪潮，对中医的知识体系、治病疗效产生全面冲击。在此背景下，何廉臣著《新医宗必读》，在传承中医知识脉络，整理中医致用之理的同时，也在中西医比较视野之下，理性评判各自优劣。主张以西医之学说，国医之经验，“各举其所长，以消彼此相嫉”。其“新”并不只体现在名目之上，而是希望开创中西医合流的新道路，代表着中医知识建构已经逐步脱离原来的累积路径，而在新的参照维度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新医宗”的探索，是一个知识转向和制度新构的过程，彰显的是医者的职业使命及社会责任，续旧学以辟新知。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华平的报告题目是《中共领导下的东北解放区铁路卫生事业创建》。黄华平表示，1947—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东北地区日伪铁路的同时，基于卫生防疫的迫切需要，开始创建人民铁路卫生事业。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解放区已建立自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铁路卫生行政组织和卫生业务机构，开展医疗救治、预防保健和传染病防控等卫生工作。东北解放区铁路卫生事业的创建，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进，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以及学习苏联卫生管理经验的结果。揭开了新中国人民铁路卫生事业发展的序幕，为其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顾漫的报告题目是《从“病入膏肓”到“心腹之患”：医疗社会史视野下的心腹病》。顾漫表示，在出土医方中常见的“心腹病”是被当时人所广泛认识和关注的。受李鼎先生对于“膏肓”一词所指身体部位辨析的启发，指出“膏肓”所指实与“心腹”相同；并结合《韩诗外传》“无使下情不上通，则隔不作。上振恤下，则肓不作”，以及“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无疾，则人主无疾矣。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的论述，从医疗社会史的视野讨论了“病在膏肓”或“心腹之患”隐喻背后的“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思想。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河的报告题目是《东北解放区鼠疫应对与中国现代防疫体系的建立》。李洪河表示，在1947—1949年东北解放区爆发大规模鼠疫期间，东北解放区党和政府灵活应对环境和形势的变化，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不断完善应对方案，从防疫机构与设施的建设、防疫制度与立法的完善到广泛的宣传教育与防疫共识的形成等多方面，初步建立了一系列较为科学的现代防疫网络体系、现代防疫法律体系、现代防疫知识体系，大大改变了东北人民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和健康水准，成功控制了东北地区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为此后新中国的鼠疫防控乃至整个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何立波的报告题目是《安东尼瘟疫的传播以及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瘟疫的宗教想象》。文章基于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视角，对发生在2世纪中晚期的安东尼瘟疫进行多维度的考察。在安东尼瘟疫的起源问题上，古典作家形成了“埃塞俄比亚起源说”并流传甚广。对于安东尼瘟疫的形成与传播，流传最广的是罗马军队在两河流域染疫并带回罗马的主体叙述，而何立波表示，该瘟疫实际上可能是西亚各地同时爆发，不过传播路线和罗马军队回国路线重合而已。从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瘟疫的报导来看，政府的救助作用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古典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应对瘟疫的图景中，从阿波罗到基督教的宗教占有很大的比例，凸显了古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瘟疫的宗教想象。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姜迎春的报告题目是《“再造军医”：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医疗变革》。姜迎春认为，抗战中军医的发展与其说是现代技术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不如说是传统势力对现代技术的利用。军医的污名到正名的过程实际上也部分由于专制政权的设计与操作，这些内容说明近代即使在军医这些纯技术领域，也不是西方技术文化单向度输入，他们改造中国传统的时候，同样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和张力，甚至反噬。
山西大学教授张俊峰的报告题目是《日军太原临时卫生调查班及其活动述论》。张俊峰指出太原临时卫生调查班是为了配合军事作战，对“山西省衣、食、住、业等卫生学事业”展开调查研究从而“为卫生对策提供资料”和“科学指导”而组建的，对山西省太原市及附近区域实施了多项有关卫生学的专业调查，历时近三年。其所谓“卫生学”调查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日人还包括山西人，但其本质上还是服务于日军侵略山西以及妄图长期奴役山西民众的需要，其调查研究活动也无不贯穿着日本妄图长据山西的野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铁权的报告题目是《1923年浙江一师中毒案述论》。范铁权以浙江一师中毒案为论述中心，聚焦事件发生后学校、医院、司法机关、报刊媒体等如何应对，梳理各方担当的不同角色。社会各界对此案高度关注，纷纷就学校膳食制度、学生自治、学校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产生了较大的舆论纷争。浙江一师中毒案并非个例，民国时期食物中毒案在很多学校都有发生，它反映的是近代学校饮食卫生建设面临的困境，诸多难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化成的报告题目是《人类瘟疫发生谱系及相关因素系统建立的意义、路径和相关问题》。李化成认为要全面探索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问题，构建全时空的人类瘟疫发生谱系是极为重要的。综合运用传染病学、地理学和统计学的手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构建人类瘟疫发生“坐标”，并通过耙梳各类材料，提炼并填充人类瘟疫相关因素指标，形成人类瘟疫相关因素数据库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人文科学的分析，会加强我们对人类社会上健康、瘟疫和社会问题的认识。
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校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沛霖的报告题目是《20世纪50—80年代初期江苏防治血吸虫病的历史考察》。李沛霖表示，20世纪50-80年代江苏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及其危害极其严重，对于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威胁。通过党政行政部署与专业队伍建设、采用因地制宜的防治措施等维度来探析江苏血防工作取得的成效，为彻底消灭血吸虫病提供理论启示及应用参考。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红的报告题目是《全面抗战时期湖南省医疗卫生体系研究》。徐红认为，全面抗战时期，湖南省在既有医疗卫生建设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逐步建构起战时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的建构在战争冲击下，多有临时性的调整。受战时环境影响，这一体系运作时既有日常性的工作，也有应对战争的工作。其具体工作包括卫生防疫、伤病救治、公共卫生建设、医药卫生管理等。这一体系的构建与运作是战时军政合一的产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受制于时代环境，该体系本身及其运作都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
闭幕会上，周东华对本次年会结果进行总结，表示本届年会是“成功的、圆满的”，本次年会参与学者包含史学、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议题跨越古今、包含中外、融汇中西医知识理念，是一场真正的学术交流大会。与会学者们朴素求真的态度也值得颂扬，相较于第一届学术年会，本届多了许多新鲜的面孔，证明了医疗社会史研究后继有人、蓬勃向荣。最后，下届年会承办方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对本届年会的成功举办给予了肯定，并热烈欢迎广大学者明年前往陕西师范大学做客。
供稿：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周东华、李沛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李想】